赫利耶·杜塔吉、马克斯·阿吉尔、法尔瓦·西亚尔、
马韬、帕特里克·希金斯、比克鲁姆·吉尔
《普罗米修斯》圆桌座谈会
戎渐歆(编译)
《文化纵横》编辑部
【导读】5月25日，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两艘伊朗船只，并向伊朗防空导弹基地开火，本就极度脆弱的停火协议愈发摇摇欲坠。与此同时，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轰炸始终不曾彻底停歇。通过“边打边谈”的典型策略，美国正不断向伊朗施加压力，迫使其做出实质性让步。伊朗则坚持“联合阵线”，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筹码，撬动中东-西亚地区正在发生的所有战争。
这场战争或许是划时代转折的一部分。剖析当下局势的利害、战争的缘起及性质，对理解战后可能的世界格局走向至关重要。类似讨论的另一重关键意义，在于促使西方左翼展开自我反思，重拾反帝国主义视角。自加沙冲突以来，西方左翼内部围绕应该如何认知局势、秉持何种立场争论不休。仅依托国际法、人道主义与受害者叙事的话语体系已经充分暴露了其局限性，为了超越左翼内部僵化的二元对立，使其不至于彻底瓦解政治团结的可能，整体性的分析框架必不可少。
本文为《普罗米修斯》期刊于今年五月初围绕伊朗与帝国主义问题召集的圆桌讨论实录节选，由《文化纵横》编辑部编译，仅代表发言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6年第31期 总第311期
《普罗米修斯》：左翼内部对这场战争的定性分歧极大：有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战争，双方都不值得支持，另一些人称其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还有人将其定义为反帝解放战争。你如何定性这场战争的本质？我们应对被卷入冲突的各方分别持何种立场？
赫利耶·杜塔吉：“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或“资产阶级战争”的框架，将冲突简化为对称势力对领土或市场的竞争，掩盖了当代世界体系的结构——这无助于我们透彻地理解当前的这场战争。
美国并不是众多资本主义力量“之一”，而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组织核心。它控制着西亚的资本、能源与金融的流动，并依靠犹太复国主义这一殖民代理人，维系其在地区的军事霸权。我们必须将当前的战争，视作对这一控制与支配结构的反抗。
在这个意义上，这场战争最好被理解为一种地区层面的反帝解放战争。与过往的去殖民化进程不同，此次抗争不止挑战领土主权，更直指依附关系的再生产机制：制裁体系、航道控制、美元石油经济。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等战略要道的行动，不能被简化为常规的国家竞争行为，相反，这直接挑战了帝国主义维持全球霸权的经济与军事“两大支柱”。
将战争定性为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假定了伊朗是试图支配他国的帝国中心，有意发动侵略战争，或窃取、掠夺他国资源为己所用。这一指控毫无实证依据：伊朗不掌握全球金融流向，不强制调整秩序结构，不剥削边缘国家的剩余价值，反而长期是美国制裁的对象，遭受其通过秘密或公开的破坏行动、政权更迭计划或战争等施加的帝国主义暴力。
因此，我们决不能站在道德高点，采取中立或“两边都不支持”的姿态。这样在政治上缴械投降的做法，向来不受反帝原则的认可：特别是当一方试图维护全球的剥削与支配体系，而另一方奋起反抗时。这并不代表着对伊朗国家内部的矛盾不加批判，而只是承认在世界体系层面，伊朗的抵抗是对帝国主义权力再生产的实质性突破。在当前时刻保持中立，事实上就是在延续帝国主义的暴力和统治。
马韬：关于这场战争应该如何定性的争论，反映出左翼在方法论上更深层的问题，即他们倾向于通过孤立的片段去分析历史时刻，而不是将其视为结构化的整体。所以，在回答这场战争的性质之前，我们必须重新找回真正有效的分析工具：辩证法。
“这是资产阶级战争，双方都不该支持”与“这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两种观点，犯了共同的错误。它们无视了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世界这一矛盾根源，而将冲突双方抽象地剥离为对等或对称的单元。“帝国主义间战争”的框架，是20世纪初为了分析实力大致相当的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竞争而发明的，不能套用于霸权帝国和世界体系边缘的主权国家之间持续近40年的对抗——后者遭遇全面的经济封锁，前者则手握全球储备货币、世界最强大的军事机器，以及一个为维护其利益而建立的区域代理人网络。
还有观点称，强调伊朗主权就是无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内矛盾、阶级属性与非社会主义性质。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一反对意见，也必须摒弃它。因为这场战争的核心问题是主权和安全，是要争取人民免受轰炸、国家不被斩首、经济不被封锁数十年之久的权利。
这些并不是“次要的问题”，可以留待我们建立某种“理想的”社会形态后再加以考虑。如果左翼将被侵略国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作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前提，就会在实际上陷入瘫痪，继而服务于侵略者的利益。
另一种更为复杂的反对意见声称，结构分析会使人类的能动性屈从于地缘决定论。这种分割是错误的：人类的能动性无法与产生、约束、塑造它的结构条件彻底分离。辩证法并不否认抵抗力量存在内部矛盾，只是坚持将矛盾置于整体结构中分析——我们可以且必须正视伊朗社会内部的问题，但不能因此混淆我们对战争性质与交战双方的态度。世界必须被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按照政治便利拼凑起来的一堆零件。各个部分的特殊性，只有在其与整体的关系中才能被理解。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便可以说，这是一场帝国主义霸权力量对拒绝臣服的主权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因为后者的抵抗对前者试图维系的结构来说已不可容忍。我们的立场是反对侵略、支持抵抗权，同时永远采取严肃的辩证分析立场，直面其中的矛盾和紧张。
马克斯·阿吉尔：这场战争最初是“卫国战争”，旨在捍卫政治主权以及守护主权的军事力量所保护的生产力。伊朗选择的打击目标的性质、提出的政治诉求，尤其是动用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武器，为其赋予了更宏大的体系性特征。
首先让我们回答应该支持哪一方——也就是我们希望谁取胜。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伊朗的民众阶层是否会从政治主权、国家存续与生产力中获益？是的，毋庸置疑，过去几年里他们本可以获得更多收益。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伊朗民众受益于大学、医院、公共交通系统，受益于完整的家园而不是废墟，受益于免受轰炸而非枪林弹雨下的生活。工薪阶层的根本利益是维系社会再生产，也是击败破坏它并从中获益的帝国主义势力，更是抵御侵略战争。伊朗民众将会从避免战争、挫败侵略、重建威慑平衡中获益，因此，即便我们将其他因素纳入分析，这场卫国战争依然具有进步性。
伊朗的攻击目标——海湾国家的美军基地——是帝国主义的物理化身，他们对当地的民众毫无益处。而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能部分用于民生发展，将长期惠及伊朗民众、助力战后重建。如果美国被迫撤出中东地区，它投射力量以摧毁也门、叙利亚、利比亚的能力将会削弱，为更广泛的政治经济自决开辟空间。
当前围绕“资产阶级内部战争”的讨论，不仅误导性地转换并歪曲了旧有的批判理论，而且唯心地理解了美伊的社会关系，仿佛所有资产阶级都是一模一样的。过往的争论聚焦于美国是否希望边缘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它会对此做出何种反应。依附理论的批判者声称美国接受此类发展，因此边缘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是对立的。这些争论囿于时代，未能看清美国真正打击的是“自主发展”本身，无论政权的政治属性为何。
我们必须立足现实：美国资产阶级正从去发展化、战争以及加沙地带的民生崩溃中获利。美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且不希望看到伊朗实现自主或与亚洲紧密联结的工业发展，不管它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或者随便什么。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轰炸了伊朗的钢铁厂。更何况，难道伊朗民众组织起来保卫桥梁、电厂免遭美以摧毁，是受到“虚假意识”的驱使？难道因为伊朗并非共产主义国家，或者并不处在社会转型之中，他们就该坐视自己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劳动成果被破坏？答案是显然的。所以，我们应该希望那些旨在彻底击败美以、终结其地区霸权的力量（不仅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能够实现目标。
帕特里克·希金斯：我们应该支持伊朗这场正在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为争取本国资源、土地、水资源与劳动力价值的自主分配权而战。霍尔木兹海峡之争，让人联想到20世纪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将油田、天然气管道与苏伊士运河等咽喉要道国有化的斗争。
左翼中的“反阵营主义者”认为全球南方革命政权的性质和发展道路，在民族解放后便僵死了。但夺权和掌权只是民族解放的两个阶段。“反阵营主义者”自诩革命正统，却在实际行动中拒绝延续革命道路、直面国家内部矛盾，转而抨击所谓的“新暴政”。这在当下是很危险的——要成功反抗帝国主义这一最高形态的霸权，需要在国际层面推进斗争，而国家是行动的基础。因此，只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坚持民族解放使命，就应从原则上捍卫它。我们批评它的政府，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革命建设，诊断全球不平等发展带来的结构性问题，而不是施加道德审判。全盘否定式的道德批判，反而会在客观上助力帝国主义实现全面摧毁抵抗力量的目标。
令部分人感到纠结的是伊斯兰教在伊朗文化抵抗中的作用。由于文化的亲近性，西方左翼更容易接受中美洲、南美洲带有天主教色彩的解放神学，但那里的信仰与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同样复杂，时而互相促进，时而又充满紧张。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解放神学都认为，民众会在自身所处的情境下，从自身视角出发去理解理论。更为实际的问题是，在伊朗及更为广大的西亚地区（伊朗在该区域的影响力日渐提升），对伊斯兰教的特定阐释与运用，到底能否在反帝斗争中促进民族团结。但伊斯兰教是西亚历史发展与文化传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20世纪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项目也吸收运用了伊斯兰文化与语言。这就是为什么巴勒斯坦本土知识分子尼扎尔·巴纳特呼吁阿拉伯人将伊朗视为它们的伊斯兰战略纵深，而伊朗伊斯兰革命也将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视为其在阿拉伯世界的战略纵深。
《普罗米修斯》：过去两个月伊朗的反击，如何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当前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特点？
赫利耶·杜塔吉：从系统层面看，帝国主义霸权正难以维系自身支配条件。美帝国主义是一个依赖军事力量、经济支配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整体系统，但这三者正在同步瓦解。
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标签，比如“自由民主”“人权”“基于规则的秩序”和“国际法”，正日益受到质疑、揭露和去合法化。它所宣扬的这些价值和它实际采取的做法——种族灭绝、剥削儿童、战争、制裁、政变、支持大规模暴力——之间的巨大差距已暴露无遗，削弱了美国维持帝国霸权的能力。
危机还反映出帝国主义物质基础的深层制约：工业能力下滑、无法与中国抗衡，军事后勤过载，难以支撑多线长期对抗。即便投入如此庞大的军费，依然无法强硬推进、取得决定性的结果，这揭示了帝国武装系统的危机。
但这并非帝国“崩溃”。衰落的帝国往往会变得更具攻击性，依靠胁迫与事态升级来弥补结构性控制的衰退。历史上，此类转型鲜少是有序的，往往都伴随着暴力的加剧。伊朗及抵抗轴心的反击印证了这一矛盾：帝国主义仍具破坏力，却越来越无法稳定管控资本与安全要素的全球流动。帝国并不会瞬间崩塌，而我们正在见证世界体系缓慢重构，美国的结构性霸权不再稳固。
马韬：“史诗狂怒行动”暴露了美国应对自身衰落的战略模式——暴力单边主义——已结构性失效。这一模式系统性地诉诸恐怖主义与种族灭绝解决问题，抛弃政治与外交手段（且不论过去应用这些手段时的选择性有多强），却获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暴力单边主义的逻辑是循序渐进的：首先孤立抵抗力量，接着摧毁其制度能力，在抵抗者重整旗鼓之前，迫使他们再度融入帝国主义体系。这一策略在伊朗的应用，便是希望通过充分展示武力，逼迫它做出决策，破坏其政治凝聚力，最终要么投降、要么崩溃。但二者均未得逞。相反，伊朗展示了深度的工业主权和发展能力：导弹库、无人机生产设施、承受罕见的大规模打击却仍能支撑多线作战的实力——这些都是发展主权的产物，而长达数十年的制裁的本意恰恰是要遏制这种能力。
这就是当下帝国主义危机的核心悖论：用来扼杀抵抗力量发展的手段，随着时间推移，反而倒逼他们不断强化自力更生的能力，继而加速了全球力量格局的转变。伊朗并非个例。当共识基础逐渐瓦解，强制手段达到极限，霸权的残余力量虽然仍能造成巨大破坏，却无法将破坏转化为政治成果。我们正处在这样的历史节点。美国可以轰炸伊朗，却无法重构被阿拉伯与伊朗的抵抗力量重创的地区秩序。军事实力与政治效能的差距，是衡量帝国主义衰落的最精准的标尺。当然，这也让西方世界的反战运动显得至关重要。
法尔瓦·西亚尔：从这场战争中可以大致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美国被本国精英挟持。政界与金融界人士借战争投机、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押注并从中牟利，这是对美国资本主义自诩的形象的荒唐讽刺。战争凸显了帝国主义的腐朽，这并非资本主义的异常状态，相反，这是体系自我吞噬的必然结果。这场战争根本不涉及美国广大民众的任何利益，它只服务于极少数集团的短期利益，且完全无视美国国内的经济复苏需求，甚至都无助于维系帝国秩序。
第二，多极化正在加速成为现实，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则成为结构性制约因素。海湾国家在外交上不再盲从，公开转向中国、俄罗斯和欧洲寻求安全合作。随着海湾地区“后美国秩序”的开始，能源价格走高、通胀加剧，会进一步引发美国经济与选举形势的动荡。帝国主义会因其内部的阶级矛盾而愈发脆弱。
马克斯·阿吉尔：战争的本质是军备竞赛，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社会形态的对抗。即使对为之做好万全准备的社会与人民来说，战争也具有消耗性。特朗普寄予厚望的“斩首行动”并不是常态。即使牺牲众多，抵抗轴心的军事领导层依然具有深厚的后备力量。加沙地带的大屠杀也是一场人民战争，以色列消耗巨大，却仍未能击溃众多抵抗力量。能否打赢战争取决于社会动员能力——生产力与战斗力并不是线性相关的，真正重要的是社会应对战争时的组织化程度。
“军事革命”后，美国转而追求伤亡率低、资本密集型的战争模式；以色列也一样，只是程度相对较低。这种模式依赖网络技术与高价武器的广泛应用来降低人为风险，也即常说的依靠拦截系统与无人机，做到“打击敌人并免遭反击”。然而，由于部分去工业化，美国在相关技术上的投入不足以满足它的实际需求。它的军事技术也主要基于摧毁实力弱于甚至远弱于自身的敌方的经验。在战争尚未白热化，或面对哈马斯这样技术差距较大的对手时，美国也没有动力去处理这一差距。于是，一旦技术差距缩小——比如面对伊朗时——美国便发现自己难以取胜，特别是伊朗能够充分运用自己的长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向债券市场施压，且在可军事动员的人力上显著占优。
伊朗的技术先进性与地区组织化能力相结合，使抵抗轴心能够大范围打击美以的高价军事设施，自身的作战成本又更低，更能承受平民伤亡，甚至能够冲击全球经济——欧美政府是否愿意承受其社会后果尚未可知。
帕特里克·希金斯：2023年，马尔科·卢比奥对福克斯新闻说道：“今天，在我们的半球（in our hemisphere），巴西，这个位于我们东南边的、西半球最大的国家，与中国达成了一项贸易协定。从今以后，他们将用本币结算，绕开美元。它们正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完全独立于美国的第二个经济圈。五年之内我们就不必谈论什么制裁了——届时会有太多国家用美元以外的货币交易，我们将无力实施任何制裁。”
这部分道出了战争背后的缘由。卢比奥说的是巴西，但点出了美国的全球性困境：越来越多的国家脱离美元体系，美国的通胀压力持续加剧。
用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的话说，通胀是“部分违约”的一种形式，“因为投资者拿回的美元的购买力已经缩水”，其主要原因就是美国无止尽的军费开支。留给美国决策者的时间所剩无几，他们试图用军事力量瓦解可能的替代贸易网络，比如绑架马杜罗以破坏2022年达成的委内瑞拉-伊朗合作协定，或者重回经典殖民主义方针，直接控制资源开采与运输渠道，不再依托主权国家作为名义上的中间人。
这意味着美国不得不减少对心理战、经济制裁、秘密行动的依赖——这是他们自越战失败后最有效的手段，从20世纪80年代的萨尔瓦多一路用到2010年前后的叙利亚。正如我们在叙利亚看到的那样，这种方法让美国隐于幕后，甚至能在西方公众面前将它的阴谋包装成一场“革命”。2026年1月，美国在伊朗又尝试了一次类似的行动，但迅速被挫败（叙利亚花了十年才做到这点）。现在，它必须从阴影中走出来，派遣F-35公然出击，划过天空的每一枚炸弹都将激起人民的愤慨。
美国的战略是诱导伊朗政权崩溃，比如通过打击伊斯兰革命法院，剥夺国家在战时应对内乱的能力。但在真的要动用军事装备时，美国暴露了它力量的局限和架构的过时：2024年6月的战争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不对称战争的性质，斋月战争则证明美军的基地和航空母舰要么反应迟缓，要么无法移动，最终都沦为巨大的靶子。伊朗的高超音速导弹揭示了某种进攻密码，它是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制衡手段；“地下导弹之城”则是可行的防守策略。帝国难以征服广袤的亚洲大陆。
《普罗米修斯》：伊朗攻击了美军在海湾君主国的基地，将其视作帝国主义的化身。当前的局势正在演化为一场地区战争，海湾君主国的利害与前景如何？
马韬：要理解海湾君主国的处境，必须先明确其赖以生存的结构安排：石油美元体系。1973年石油危机后，美国与沙特签订协议，确立了这一金融架构，为持续半个世纪的海湾地区政治经济形态与美国的全球霸权奠定基础。海湾国家出口的石油以美元计价结算，创造了对美元永久性的全球需求，维持了美元的铸币税，而不论美国国内经济表现如何。
海湾主权财富基金积累的盈余，通过购买国债与军火回流至美国，同时支持美国的债务融资与国防工业。这一循环依附关系，使海湾国家的发展从属于美国金融权力的再生产，并且需要依靠持续的政治与军事强制运转。
强制机制有二：一是美国在地区的直接军事存在，比如基地、海军部署、安全保障，这能够保护代理人免受外部挑战；二是作为地区惩戒力量的以色列，它会惩罚试图脱离体系或构建抵抗能力的国家。加沙、黎巴嫩、叙利亚、伊朗，都是这一惩戒逻辑的实施对象。海湾君主国从这两套机制中坐收渔利，却始终对其显而易见的后果视若无睹。
这场战争戳破了这层幻象。伊朗同步打击海合会国家，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与帝国主义同行会付出代价，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伞并不完全有效。这对海湾国家统治阶级的政治存续至关重要——他们的地位建立在保护伞的可靠性之上。
海湾君主国的国内合法性并不来自民众认同，而是石油租金分配、系统性的政治镇压，以及阿德尔·萨马拉所称的“政治化宗教”——神化私有财产，将穷人的诉求推至来世，压制曾代表阿拉伯民众真正诉求的世俗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因此，一旦安全保障失效，统治阶级会失去对社会的控制，代理人体系的根基也将动摇。这场战争的最终逼问是：在美国行动能力长期受限的情况下，石油美元体系能否存续？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海湾君主国的未来、美国霸权的金融基础，乃至全球生态再生产模式。
马克斯·阿吉尔：前景仍不明确。
在针对伊朗的制裁制度实施的早期阶段，甚至一直到2026年，海湾国家——尤其是阿联酋，即便它现在看起来是该地区最亲近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曾暗中帮助伊朗规避制裁，并对类似的做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此外，沙特等海湾国家近期与中国签署了多项发展合作协议（甚至因此催生了过度聚焦海合会是否将脱离美国的有误导性的一系列学术研究）。有一种说法是，美国发动战争的部分目的，在于控制海湾国家，迫使其重新与美国站到一边；与此同时，沙特显然希望压制伊朗，使其放弃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在这场战争中，伊朗主要打击美军的设施，只在必要或传达威慑意图时攻击经济设施。显然，伊朗的目的是驱逐美国在地区的势力，但这是否能够通过谈判实现仍未可知。
帕特里克·希金斯：已故的阿里·拉里贾尼致穆斯林的信件中提出了六点，阐明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战略胜利的定义：阿拉伯与伊朗联合控制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拉里贾尼问道：“今日战场的一边是美国与以色列，另一边是穆斯林伊朗与抵抗力量。你们站在哪一边？”这不是在问海湾国家的君主——他们早已选边，要与福特号航母共存亡。这是在问阿拉伯半岛的民众。
战争暴露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海湾阿拉伯君主国组织模式的巨大差异。在美国的话语体系中，二者经常被简单描述为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区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内部与海外侨民确实对政权有所不满，但国家仍能存续，是因为其制度与社会基础存在有机联结。伊朗民众每日涌上街头捍卫革命，守护国家主权。也正是在这样的民众的监督下，2008年，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强制政府全面支持受压迫巴勒斯坦人民法案》（Act to Obliging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Support to the Oppressed Palestinian People）。要将海湾阿拉伯民众同情巴勒斯坦的情感转化为可执行的政策，需要类似的民众动员，也需要从海湾国家内部对抗美国的地区存在——美国与以色列发动战争的目标之一，就是摧毁伊朗对其他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民兵组织的支持。
法尔瓦·西亚尔：海湾君主国长期是美国资本主义矛盾的极端体现：绝对神权政体不仅被容忍，更被刻意维系，作为美国在中东势力范围内唯一可接受的秩序。作为“自由”秩序隐秘却核心的组成部分，美国鼓励海湾君主国依托石油租金、低薪劳工与移民维系发展，让君主治理结构能够模仿民族国家，却无需任何生产性投资。
但它们依然辜负了美国的期望：资本主义未能重回黄金时代，反而在受金融化和技术驱动的抽租模式上更进一步。
依附于美帝国的海湾国家的前景，如今取决于它们能否灵活调整与伊朗、中国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的关系。如今，第三方破坏了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这在多个方面为它们提供了全新的机会，可以借此重构国内经济模式，重新制定与现有合作伙伴的贸易条款。石油峰值时代的到来，迫使它们正视自身的脆弱性：缺乏自主军事防卫能力、粮食供给依赖进口，增长模式依托房地产与避税港、高度金融化。伊朗发动袭击后，精英阶层率先出逃，国内局势动荡，令这些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可行的出路。尽管海湾君主国对美国的依附程度不尽相同，但归根结底，其经济与政治模式亟待重构，且必须与地区整体格局相适配。
比克鲁姆·吉尔：海湾国家失去了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这是维系经济与石油美元体系的核心支柱，利害攸关。事实上这早有预兆——沙特连续轰炸了也门八年（2015—2023年），仍然没能实现战略目标，美国的武器、军事基地和情报支持在其中作用甚微。
在中国的斡旋下，沙特和伊朗的关系缓和，结束了也门战争，为沙特阿拉伯创造了潜在的契机：通过让伊朗重新融入地区格局，将有可能重塑自身的安全保障路径。然而，总体而言，即使美国的安全保障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沙特与海湾各君主国依然无力也无意脱离美国主导的秩序。这充分体现了美国在该地区扶植代理人政权的效果，以及统治精英与美国资本体系的深度绑定。
长期以来，海湾国家允许美国在自己的领土上从事对伊的军事、情报、监视行动。如今，显而易见，这么做的安全与经济代价极高，它们或将被迫重新考虑自己在美国主导的秩序中的未来。伊朗宣誓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这将决定性地塑造地区的力量平衡。
《普罗米修斯》：我们应如何构建对帝国主义与该地区（尤其海湾国家）的整体性认知，并抵制将其割裂为各个领域、各个战线“分而治之”的企图？
马韬：对帝国主义分析的碎片化，本身就是这种秩序的政治成果。当我们被要求将巴勒斯坦与也门、海湾与伊朗、金融与军事分别看待、割裂研究时，我们就是在接受帝国主义的劳动与知识分工。这套逻辑让每个要素成为可操控的碎片，却让系统整体难以辨识。构建一体化认知的首要任务，就是摒弃这种分类框架，坚持将资本主义视作一个总体系统。
然而，这种整体性分析不能只停留在结构层面，还必须具备历史性与辩证性，这意味着要阐释当下的局势是如何由帝国主义模式自身的内在矛盾所催生的。全球南方的崛起——包括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西亚地区一体化的深化，非洲与拉美各国发展主权意识的不断增强——并不是独立于帝国主义之外的。相反，它们正是由帝国主义制造的矛盾催生的。那些长期被用来维系依附关系的手段，最终孕育出了突破此种格局的条件。新自由主义体系试图将中国整合价值链低端，却推动了中国工业化崛起；旨在遏制伊朗的制裁措施，倒逼其发展自主军工产业。帝国主义体系的矛盾是内生性的，我们正在见证它被不断破解，一场范围更广的全球格局重构正加速到来。
构建地区帝国主义一体化认知，还需要重拾被帝国主义暴力系统性摧毁的阿拉伯世界的自主思想传统。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战争，摧毁了孕育独立政治思想、发展规划与反霸权组织的社会，思想家、制度、档案、大学均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因此，在工业与科技生产力发展后，从地区与全球南方内部重建自主知识生产体系，是政治与思想上的必需。
不少刊物正在推动这项事业：立足主权抗争的本土立场审视地区问题，扎根帝国主义竭力边缘化的本土思想传统，并顺应当下时局，开展整体性的、辩证性的综合分析。战争让它们的工作变得更紧迫又更可行——因为现实会让政治问题变得更加清晰，而这恰恰是克服碎片化的关键。
法尔瓦·西亚尔：诉诸毫无节制的暴力，且缺乏重振美国国内经济、维系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秩序的连贯战略，已然成为当前帝国主义时代的决定性特征。随着欧洲及其他西方国家为谋求更有利的出路而与美国渐行渐远，海湾国家对美国的附庸依附关系也必将走向瓦解。
我们可以从海湾国家与美国在东亚的盟友——日本和韩国——的对比中获得启发。海湾国家对美国主导的体系的依附性来自石油、军火贸易和非生产性金融租金（这也是君主国权力的来源），但日本、韩国与美国的关系截然不同。
受美国影响而推行的非军事化，使得日本在1947年将禁止本国保留用于解决国际争端的武装力量的条款写入宪法。自2015年起，日本对其军事职能与防务战略做出多项调整，但基本出于以自身及盟友为核心的集体自卫考量，特别是针对臆想中的中国威胁。日本在政治上对美国的妥协退让，叠加1985年美国主导的《广场协议》造成的经济依附，使其得以稳居七国集团核心成员之列。
越南战争期间，韩国的发展完全依附于美日资本，为其争取到了罕见的依托生产性投资实现发展的机会。在主流学术研究中，朝鲜半岛的分裂从未被当作分析韩国资本主义繁荣崛起的起点。韩国被誉为在短短40年间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唯一案例，但其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是抗衡朝鲜社会主义模式的防御性策略，同时也迫使后者陷入孤立处境。
海湾国家的处境与日韩这种仍保有半自主发展空间的模式截然不同。君主国被培养成了束手无策的依附者。因此，建立帝国主义一体化认知，也包括对比不同美国代理人国家的境况，并在此基础上，构想当美国失去中心地位后的未来。
马克斯·阿吉尔：历史上，美国将海湾国家整合进其帝国主义体系，使之成为美国海空军舰队的军事前哨、防空设施驻地、美国外包式军事力量的放大器，以及军火的采购方。
在经济层面，海湾国家为美国货品与承包商提供市场，美国的石油与人工智能产业则将它们视作开发对象。君主国暗中购买美国国债，并通过石油美元挂钩服务于美国的金融体系。
在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他们也资助温和或右翼伊斯兰势力，借助媒体推广教派主义，或将反犹太复国主义从更广义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剥离，使其停留在纯粹学术意义上，脱离抵抗轴心的阵营。
这是一项整体性工程，根植于海湾国家自身的资本积累需求及其与美国的依附关系，并依托于思想层面与反抗力量的意识形态分化而构建。它的目的在于确保在生产性社会关系之外，能够依靠杀戮与去发展化创造价值，且这些价值绝大部分会流向美国，同时维系其与地区盟友间的天然联结。
但价值并不会自然流动。政治才是掌控一切的开关。因此，军事基地的布局、政治结构的塑造、意识形态操纵，以及战争本身，是真正的核心。海湾君主国、美国、以色列的利益与阶级认知高度重合，他们的关系密切、双向互惠。他们不愿看到巴勒斯坦解放，同样，他们也不希望伊朗摆脱制裁、继续保有武装化的地区抵抗力量，并拒绝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在美国这一庇护者撤出后，海湾国家必须构建一套截然不同的世界贸易体系，来确保自身的存续。
比克鲁姆·吉尔：被征服地区和领土的分裂与巴尔干化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帝国主义结构的基本条件。抵抗轴心挑战了这一帝国主义前提，通过在整个地区推动“联合战线”（unity of the fronts），共同调动战争资源、分摊战争成本，逐步搭建了足以挑战帝国主义既定模式的力量。当下侵略的明确目的，就是瓦解这一“联合战线”，特别是迫使伊朗放弃支持在巴勒斯坦、黎巴嫩、也门、伊拉克境内的武装反抗力量。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阵营确信，如果不击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就不可能解除黎巴嫩与巴勒斯坦抵抗力量（尤其是后者）的武装。
既然帝国主义的目标是分化、瓦解各抵抗战线，那么，对该地区内那些声称支持反帝国主义的势力来说，复制这种分裂逻辑——刻意渲染伊朗在声援黎巴嫩、巴勒斯坦方面所谓的“不可靠”或“能力不足”——便是极不理性的。如果伊朗没有在物质层面真的支援巴勒斯坦与黎巴嫩的抵抗力量，它也不会遭到此番侵略。阵线联合是将反殖民抗争升级为反帝国主义抗争的基础。
如我们所见，迄今为止，帝国主义不仅未能实现分化各抵抗阵线的战略目标，反而在此再度受挫。真主党展现出与伊朗在作战行动上的协同一致，标志着抵抗轴心的作战能力实现质的跃升。伊朗方面则在以停战为核心的外交谈判中，拒绝拆分各抵抗阵线，由此借助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杠杆，制衡美以阵营在整个地区发动的所有战争。美国一面试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逼迫其让步，一面紧张关注着曼德海峡的动态——阵线联合的力量再度显现。
帕特里克·希金斯：有组织的反帝国主义左翼肩负着双重责任。
其一，阐释当前驱动帝国主义实践的深层结构性矛盾和客观存在的薄弱环节。基于这一分析，我们有理由在理性上保持乐观：全球南方能够成功捍卫自身主权——这既是民族解放的核心要义，也是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前提。
其二，清醒评估帝国主义的实力与意图。加沙大屠杀在持续时间与规模上均远超以往历次军事行动，这警示我们，如今的美国与以色列，已不同于 2006、2009、2012 或 2014 年的模样：二者的本质并未改变，但所处的历史时局与应对威胁的战略方式已然不同。特朗普政府要求拨付1.5万亿美元战争预算，这绝非偶然。美国退出伊斯兰堡谈判一事表明，即便在美国本土帝国核心圈层、乃至更广泛的美国民众中，“美国军事力量存在局限性” 这一现实冲击，尚未充分传导至MAGA支持者群体，不足以迫使美国即刻撤出西亚地区。
海湾君主国绝非帝国主义单纯的附庸工具，其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信贷与商业银行国际（BCCI）是20世纪80年代为深层国家行动洗钱的臭名昭著的机构，最初由美国银行与阿布扎比合资创立。海湾君主国推行的蒙昧主义意识形态，已然风行黎凡特地区，而后者曾是泛阿拉伯主义的中心。历史上，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曾在普世包容的框架内维系叙利亚的宗教多元性；而海湾主导的意识形态，却刻意利用教派分歧煽动灭绝式暴力，既与犹太复国主义行为如出一辙，又为之提供助力。